结绳记事

天村:

天意向来弄人。我生平所见,超过史上任何一个族人;可我亦是族里最为短视的,几近全盲。

五年前,两位缅甸行商翻越高山,在云层中艰苦跋涉,挥着汗水来到天村进行一年一度的贸易。他们还带来了一位外乡人。

这位远客的外貌特征超出了我的所见所闻,而我的绳库中也没有相关的记载。他身材高大,比村里最高的人——我的侄子闿还高出两尺。他金发碧眼,苍白的脸色中透出一坨红,仿佛有人在阿罗汉的雕像上涂脂抹粉;锋锐的鼻尖探出脸庞,就像鸟的尖喙。

名叫筏的那位商人告诉我们,这个外乡人的名字叫托穆。“他来自遥远的地方。”

“像仰光那么远?”我问道。

“还要远得多。他来自亚美利加,我尊敬的首领索博。那里远在天边,超乎想象。即使一只雄鹰不停歇地飞上二十天,也飞不到那样遥远的地方。”

这话十之八九是夸张之语,筏向来喜欢说大话。但是,托穆的语言生硬而断续,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节律,因此我断定,他的确不是来自我所知道的地方。

“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谁知道呢?他的言行都很让人费解。西方人向来行事怪异,我虽自诩见多识广,却从未见过比他更加奇怪的西方人。两天前他走进幔山城,身上只有一个背包,里面却似乎装了他所有的东西。他请求我和昂带他去西方人从未踏足的地方,还给了我们一大笔钱。所以我们带他来了天村。也许他正躲着哪个鸦片主的债呢。”

只要有钱,筏什么事情都肯做,就算惹恼了坐拥鸦片田的哪位将军也在所不惜。有时我们也会卖稻米换钱,以备收成不好之需。但是,我们的人民可不像筏那样见钱眼开。

如果托穆的确正在逃避哪个鸦片主的追债,那我们可不想和他有所牵连。我必须把他仔细看好了,确保他和两个商人一同离开。

可是,托穆的举止并不像是逃亡者。他声音洪亮,语气鲁直,不管看到什么都面带笑容。他喜欢一个接一个地请村民站定不动,然后把一个小金属盒子举到眼前,对着他们发出咔嚓的声响。他在村里走来走去,仔细察看我们的小茅屋,狭窄的梯田,野花野草,甚至坐在灌木丛里玩耍的小孩。筏给他当翻译,而他问的尽是些最笨的问题:你们管这个动物叫什么?管那朵花叫什么?你们吃什么东西?你们种什么粮食蔬菜?托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他就像这辈子第一次见到活人似的。

他找到剌可,我们的药师,手里攥着一大沓钱。

“他想询问关于病症的事,还有治疗的方法。”筏说。

行商有时也会向剌可讨教一些治病小窍门,所以,这和托穆的其他问题比起来并不算是多奇怪的请求。剌可耸耸肩,没有去拿钱,只是耐心地带着托穆四处走动,找出各式各样的草药和昆虫,解释它们的用途。托穆举起他的金属盒子,冲着每样东西咔嚓一下,然后在笔记本里写下些什么,最后把每种草药和昆虫都收集起一些,存放在他从背包里拿出来的干净小袋子里面。

我们萳族人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座山里,不知有几千年了。村里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书——每隔几代人就用新鲜的麻绳重新打结记录——讲述了我们族人的起源。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住在遥远的北方一个小小的中华王国之中。一场战争降临了,骑在马上的入侵者践踏了稻田,烧掉了我们的房屋。勇敢的长老桑蒲带领着幸存者踏上了绝望的逃亡之旅,直到再也听不见马蹄的节拍为止。我们继续行走,直到月亮经历了一个盈亏的轮回,然后爬上这座高山,在云端之上安家居住。我们不再打扰世界,而世界大多数时候也不来管我们。

我说“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每年总有几个行商爬上高山,给我们带来药品、铁器、丝绸和棉布,还有来自很远地方的香料。作为交换,他们想要一样东西:我们的稻米。这些又大又光滑的米粒,和山脚下的缅甸村庄里栽种的那些品种都不一样,行商们在市场上把这些米称作“天米”。

他们告诉买主,天米是用云朵的纯净精华灌溉的,它生长在高空之中。我听到这个说法时,试图向行商们解释,这些稻米都来自山坡上的梯田,而我们灌溉的方式也是传统的挖水渠,和山脚下的村庄没有任何区别。可是行商们只是笑笑说,买主更喜欢我们的故事。有了这种说法,他们愿意出更多的钱。你永远不能指望一个行商讲真话。

稻米已经连续好几年收成不好了。雨水不像以往那么丰沛,而山顶流下来的泉水到了夏天也只剩涓滴细流。眼睛锐利的年轻人说,他们觉得西方远处的雪峰正在逐渐失去白发,像老人逐渐秃顶一样。人们吃野菜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孩子们也在帮忙捕捉鸟儿和树鼩。但是,就连这些食物来源似乎都在逐渐衰减。

我查阅了过去一百年里的雨水和收成记录,像这样的干旱从未有过记载。会不会是山脚下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一切?

我问行商们有何看法。他们只是耸耸肩,“我们听说四处的天气都变得奇怪了,北方的中国在闹干旱,而南边的伊江居然刮起了龙卷风。谁知道怎么了?变了就是变了,没道理。”

明天,托穆和行商就要走一段漫长的山路下山,于是我邀请他们今晚住在我的房里。筏和昂总是有很多山下世界的好故事可讲,而托穆看起来也是个知道很多趣事的人。

我给他们煮了我最后的稻米,配上甜竹笋和腌生姜。托穆舔了舔嘴唇,称赞我的厨艺。我笑了,有点难为情。饭后,我们围着火堆坐下,喝着米酒聊天。

我问托穆,他是做什么的。他沉默了一会儿,挠挠头,笑了,然后对筏说了一长串单词。筏似乎很困惑,耸耸肩对我说:“他说他研究疾病,发明蛋白质——我猜那是一种药吧——用来治疗疾病。不过我没怎么弄明白,他说他不看病人,也不配药。他只提供想法。”

这么说他也算是个医者了。这当然是个高贵的职业,而我对任何想医治别人的人都充满敬意,不管他有多么奇怪。

我问托穆愿不愿听我讲讲萳族人的一些老医书。就连剌可这样技艺高超的人也记不住全部的知识,他如果遇到没有见过的疾病,也经常得参考老医书。先祖传给我们许多智慧,是付出了很多勇者的生命才换来的——他们的探索跨过了医药和毒物的界限。

筏把我的话翻译过去之后,托穆点点头。我站起身,取来了一堆打结的绳团。我展开绳子,手指沿绳滑下,读出症状和相应的疗法。

可是托穆却并没在听筏的翻译,而是盯着我们的绳结书,眼睛瞪得比茶杯口还要大。他打断了筏,吐出一连串咬字不清的话。我看得出来,他十分激动。

“他以前从来没见过结绳,”筏说,“他想弄明白你是怎么做到的。”

行商们看着萳族人结绳已经很多年了,见惯不怪。我也见过他们用纸上的记号来记录采购和存货——藏文,中文,缅甸文,那迦文——不同的行商用不同的文字。虽然这些字看起来很不相同,但我觉得这些墨水印迹都是死气沉沉、扁平丑陋的。萳族人不写字。我们打结。

通过结,我们能让祖先们的智慧和声音保持新鲜。拿一条长麻绳,柔软而有弹性;把它伸展开,旋转一下,让它有合适的张力和扭力。绳子上可以打出三十一种不同的结,分别对应着唇与舌的不同形状,发出不同的音节。一旦像念珠一样穿到一起,这些结就组成了字词、语句和故事。言语获得了实体的形态。手拂过一串绳结,你就能在指间感觉到打结者的思想,通过骨骼听到他们的声音。

打好结的绳并不会保持笔直。结在绳上施加了张力,让绳自己卷曲起来,扭转,弯折,最后向某个形状靠拢。一本绳结书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更像一座复杂的雕像。不同的结会让卷曲的麻绳显出不同的形状,只需瞟一眼,就能看到言辞的流向和轮廓,节律与韵脚在这里化为实实在在的跌宕起伏。

我出生时眼神就不好,只能看清楚几尺内的东西,而且用眼太久就会头疼。但是,我的手指一直很灵活。父亲说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对不同的绳子和绳结的特性有很快的感悟。我有一种天赋,能够在脑海中看见绳结如何改变绳子上的张力,一点点小力量如何推拉绳子,让它定型在最后的状态。每个萳族人都会打结,但只有我的眼睛能在第一个结打下之前,就看到绳索最后的形状。

我一开始只是抄写者,拿来那些最古老的、快要开线散架的结绳书,触摸并记忆绳结的顺序,然后用新鲜的麻绳重新创造它们,让每一个绳结、每一处扭曲都忠实地重现,直到麻绳自己蜷曲成固定的形状,成为原书的一份精确复制品,让村庄里的孩子、还有孩子的孩子也能够触摸与学习往昔的声音。

后来,父亲去世了,我成了首领和记录者,我开始打自己的结。我结下日常实用的事情:行商每年开出的价格,以保证我们不会被骗;药师发现的旧草药的新用途;天气的变化规律和播种的时间。我也结下其他一些东西,仅仅是因为我喜欢麻绳打结完毕后的某种形状。我结下年轻男子给他们喜欢的女孩所唱的歌,结下黑暗的冬天过后新鲜春日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结下萳族人在春节时围绕篝火舞动的身姿所投下的闪烁阴影。

128大路科技廊,大波士顿地区:

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雇用昂贵律师、乞求、贿赂——啊,抱歉,是特殊处理费用——甚至勾搭上了在国务院工作的老熟人,那人我自从大学毕业就再没跟他说过话,终于给索博搞来了一份正当的旅行档案。

他没有出生证明,没有姓?他是在那地方给军阀种鸦片吗?关于这人你到底了不了解?我得告诉你,汤姆,你的这个土著巫医可是费了我不少工夫啊。这人最好真的值得我们大费周章。

这么几片纸居然能造成这么多让人头疼的麻烦,真是惊人啊。我现在很希望自己还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随随便便就能从丛林里领一个“土著”回家来,而不用和一千个相看两相厌的政府里面的官僚打交道。

“那将是段很长的旅途,”当我第二次造访天村、试图说服他跟我去城市的时候,索博这么说,“对我而言太长了。”

萳族人对金钱毫无兴趣。我知道许诺给他物质回报是毫无用处的。

“如果你和我走,你可以帮助治疗很多人。”

“我不是医者。”

“这我知道。但是你做的那个结绳的东西……你可以帮助很多人。我没法解释。你得相信我。”

他有些被打动了,但还是不完全相信。接着,我打出了我的王牌—— 一件我知道困扰了他很久的事情,他唯一想要的东西。

“你们的水稻正在干旱中死去,”我说,“我能帮你找到新的稻种,不需要那么多水也能茂盛生长。但你必须随我一起来,然后我才能给你新种子。”

索博没有像我预料的那样害怕飞机。他本来就身材矮小,而当他蜷缩在座位里、动作缓慢而谨慎时,看起来愈发像一个孩子。但他很冷静。我觉得,去仰光的长途车给他的惊吓要大得多。坐在一个自己会动的金属盒子里面,从一处跑到另一处之后,我想,一个会飞的盒子相比之下也奇怪不了多少。

我把他安顿进GACT实验室园区附近的旅馆套间,他倒头就睡着了。他没躺到床上,而是蜷曲在厨房的瓷砖地板上面,为的是离火炉更近。我猜,这是一种本能冲动,以前我在一本旧时的人类学书籍里读到过。

“你可不可以在绳子上打结,让绳子最后变成这个形状?”我指向一个黏土刻出来的小雕像,它看起来有点像一条龙的头。给我们充当翻译的那个缅甸来的大学生摇了摇头——这整件事情在他看来一定是疯了;靠,连我都觉得是疯了——但他还是翻译了我的问题。

索博捡起了这个小雕像,在手中转来转去,“它什么也没说。打出来的结会毫无意义。”

“没关系的。我只希望你能打些结,使绳子自然弯曲成这个形状。”

他点点头,开始在绳子上扭转和打结。随着绳子逐渐蜷成一团,他比较了一下成果和原来的模型,把绳子拉直,又让它缩回去。他摇了摇头,解开几个结,又打上新的。

实验室里,五台不同的摄像机正在记录他的进展;而单向镜子的另一边,十来位科学家正伸着头观察这个矮小的人,还有他那灵活手指的放大影像。

“你怎么做到的?”我问。

“我的父亲教会了我,而他的父亲又教会了他。结绳记事法是祖宗一代代传给我们的。我已经拆开和重结过一千本书了。我的骨头能感觉到麻绳愿意怎样打结。”

蛋白质就是一串长链氨基酸连在一起,而氨基酸的序列则是由细胞中的基因决定的。因为它们的各种亲水和疏水侧链还有所带的电荷,不同的氨基酸之间会相互吸引或排斥,通过氢键等方式形成局部的二级结构,比如α螺旋和β折叠。蛋白质的长链是一大团不稳定的、蠕动摇晃的分子,被数以亿计的微小矢量力所撼动着,直到它“折叠”起来,自己蜷成一团,从而使整段链的总能量降到最低,稳定成一个三级结构。如果蛋白质只有这一条单链,那这最后一级的稳定天然状态就赋予蛋白质以特征的形状—— 一个小小的三维团块,一座现代主义雕塑。

而蛋白质的形状决定了它的功能。蛋白质的“恰当折叠”取决于很多因素:温度,溶剂,帮忙折叠的分子伴侣。如果蛋白质不能折叠成它们的特征形态,就会引发朊粒疯牛病、老年痴呆症或者囊性纤维性变。但有了形状正确的蛋白质,又能开发出药物来阻止癌细胞的不可控分裂,阻塞HIV病毒复制所需的细胞通路,治愈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

但是要想预测一串氨基酸将会折叠成怎样的天然形态(或者反过来,设计一串氨基酸序列让它折叠成我们想要的蛋白质形状)要比粒子物理还难。如果用蛮力穷举法模拟全部作用在原子上的引斥力,然后搜遍整个自由能面图,那么就连一小段氨基酸也足以使最强大的电脑败下阵来。而蛋白质通常是由好几百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时是好几千个。

但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准确而快速的算法,能够预测一段氨基酸序列的天然形状并把它折叠起来,那么医学将会迎来自抗生素发明以来最伟大的进步。这将拯救不计其数的生命——而且带来极其可观的利益。

时不时地,当索博因为工作而看起来疲劳的时候,我会带他到波士顿转一圈。我自己也挺向往这些旅行的。我的全球考察让我成了半瓶醋的业余人类学家,而我喜欢观察那些来自我们世界之外的人,看他们见到我们自己觉得理所应当的东西时会有何反应。通过索博的眼睛来看世界确实是非常迷人的经历,尤其是发现哪些东西会让他震惊,而哪些不会。

他很容易就接受了摩天大楼,把它们当做地形特征来看;但他被电梯吓坏了。汽车,高速公路,各种肤色的人摩肩接踵让小个子的他淹没在人群中,这些他都能接受;可是冰激凌却始终能给他带来惊奇。他有乳糖不耐症,但他宁可忍受腹痛也要享受两勺冰激凌带来的乐趣。他会避开狗,就算有狗链子也一样;但他喜欢在广场上喂鸭子和鸽子。

下一步,我们开始使用计算机模拟操作。索博怎么也用不惯鼠标,而屏幕又让他的眼睛疲劳,所以我们不得不临时搭建一套3D系统,配上手套、目镜还有适当的触觉反馈。

现在他不再是和自己熟悉的结打交道了。我们得看看他那预测长链最终形态的能力到底是通过死记硬背僵化的民间口诀得到的,还是说他掌握了某种一般化的技巧,可以推广并映射到新的领域。

通过他目镜里的视频回馈,我们能看到他是如何操纵那些飘在空中的氨基酸模型、如何把它们放在一起并学习它们属性的。他轻轻摇晃长链,把几股线拉开,又把几股线合在一起,把侧链塞到一块儿去。对他而言,这仅仅是在玩一个奇怪的游戏而已。

但他没取得多大进展。氨基酸和他的结差异太大了,就连最简单的谜题他都解不出来。

董事会逐渐不耐烦了,开始怀疑。“你真的以为这个不识字的亚洲农民能带来什么大突破吗?要是这事失败了还被媒体曝光,那投资者肯定全躲得没影了。”

我不得不又一次拿出我的记录给他们看,让他们见识到我们从前工业时代的民族里挖掘出了怎样的医学知识。在乱成一团的古老传说、迷信和偏方之中,往往隐藏着真正有见识的内核,而这些知识是可以发现并利用、从而带来实际收益的。我们最畅销的药物一开始不就是从巴西的提奥克土著使用的一种兰花里提取出来的吗?他们应该对我的直觉有点信心才是。

可是我很担心。

接下来的一次远足,我带索博去了哈佛的赛克勒博物馆,那里有个古代亚洲艺术展。我略微知道一点萳族的历史,他们是在铜器时代从中国北方迁到现在的地方的。我想他也许愿意看看他的祖先所创造的古老陶器和青铜祭器。

博物馆里没什么人,我们安静地四处游荡。玻璃展箱里一口巨大的三足圆形青铜锅吸引了索博的注意力,他曳着步子逐渐靠近。我紧随其后。

这口青铜锅叫做“鼎”,上面刻有许多汉字和装饰性的动物花纹,还有些别的东西,一层更精细的图样,盖住了较为光滑的表面部分。我念出展箱底部展品卡片上的文字:

“中国人用丝绸和其他细布包裹青铜器,便于储藏。随着一个个世纪过去,包裹物的经纬线纹路会长存在铜绿之中,即使织物本身早已腐烂殆尽。我们对古代中国纺织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这些痕迹。”

我请我们的翻译把这段话读给索博听。索博点点头,脸贴紧了玻璃,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博物馆的一个保安走了过来,但我挥挥手,告诉他:“没关系的。他眼睛不好。”

“谢谢。”索博后来对我说,“他们的丝线没有用来写字,所以那些纹路没有什么含义。但是我仔细地追寻它们的脉络,我能听到它们的声音,虽然很微弱。能得到一个聆听这样远古智慧的机会,哪怕我不能理解,依然是一份厚礼。”

接下来的一次练习里,索博成功地折叠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链。就像是他得着了什么额外的灵感一样,突然之间一切全都顺当起来了。我们用了几条更复杂的链来重复实验,而他解决这些所花的时间甚至更短了。

我觉得他现在比我还要高兴。

“什么东西变了?”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他说,“在我们的结绳法里,相互距离很远的绳结互相之间并不影响,但在你的游戏里却并非如此。那些中国青铜器上留下的声音帮助了我。纺织图案是由一条丝线反复在自己身上打结而构成的,但一旦纺入了一个网络,单个绳结的张力可以传递到四面八方,甚至其他很远的结也能感受得到。这让我明白了我该怎么考虑这个游戏,该怎样改变我对结绳的了解才能让图样和新规则相配。那些远古的声音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教我,但我得先知道怎么去听。”

我不在乎这堆神秘主义的胡话是什么意思,只要最后管用就行。

我们在电脑上重放了他的这次练习,抽象出他的动作,推断出他的决策,系统化他的尝试,把这一切汇编成一个算法。这一步绝非无关紧要,需要大量的创造力和艰苦工作才能把索博的直觉精炼成明确的指示。但是有了索博的动作来当导航灯,穿越无尽可能性的黑暗之海变得可行了。

我好容易才忍住冲动,没对董事会说:“早告诉过你们了。”

索博提醒我,我还没有兑现我的承诺。我们已经一起工作了几个月,而我全神贯注于进展,以至把那个承诺完全忘记了。我感到很尴尬。

我给克里斯打了个电话。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现在他在埃纳迪农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以品种多样的转基因大米而闻名。

我向他解释了我想要的品种:耐旱,耐高海拔,适应酸性土壤,高产,最好对常见的东南亚害虫有抗性。

“我有几个品种可能适合,”克里斯说,“但这些品种很贵,而我们一般不喜欢把种子卖到缅甸这种地方。不光是政治风险,亚洲大多数地方对知识产权一点也不尊重。我可不想看到整个国家在种我们的稻米品种还不交钱。你知道的,警察和法庭根本不顶事,而雇打手来确保专利权在农民中推行的话,要是上了晚间新闻那可就不好看了。”

我恳请克里斯帮我一个忙,并保证帮助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

“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解决未授权种子的问题。”他说。

萳族人需要这些米,我想。世界正因他们而改变,而他们需要帮助。

我陪索博回到他的故乡,帮他把几袋稻种扛上山。这肯定是个有趣的景象:矮小的亚洲探险家领头走在回家的路上,而我扛着重担,脚步迟缓地跟在后面,像个奇异的夏尔巴人。

天村: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去亚美利加的旅途和见到的惊异景象记录成结绳。它们现在占满了整整一书架,孩子们每天晚上都来听我讲一个又一个故事。

像这样的旅行真的能让人意识到,一个人所了解的事情是多么有限。我离开之前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情了,因为我读过的这间屋子里的绳书比村里任何人都多。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作为我跟托穆去美国的报酬,他给了我们一些稻种。这些种子长起来就像着魔了一样。第一年的收成非常好,没人记得以前有这么好过。新米吃起来味道比不上旧的,但总量毕竟多得多。我们举办了一个大庆典来庆祝收成,每个人都喝醉了,就连孩子们也一样。能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新的种子、新的希望,喂饱村里的每个人,这感觉真好。

第二年播种季到来之前,托穆又跟着筏和昂两人过来了,还是像以前一样背着他沉重的背包。虽然我们相识并不算很久,但我已经把他看成像是自幼相识的老朋友一样了,因为自从初次和他相遇以来,我学到了如此多的东西。

但他看起来很不自在,很焦虑。“我这次来,”他说,“是来卖给你更多种子的。”

“哦,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种子。”我已经逐渐接受了一件事:托穆对于某些东西知道得很多,但他非常缺乏常识。“我们从去年的收成里存下了足够多的种子。”

托穆没有正视我的眼睛,“你们存下的种子不管用,它们是绝育的。”

筏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词,托穆不得不再试一次,“这些种子不会生长。它们是死的。你必须买新的种子。”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种子怎么可能会长成稻穗却生不出更多的种子呢?

托穆解释说,每个活着的生命里都有许多扭曲的小段绳线,种子里有,我们也有,这些小线叫做“基因”,它们决定了东西怎么长、长成什么样。基因是由许多小团块穿在一起形成的,这些团块组成了一种可以阅读的语言。

“像萳族人的结一样。”我说。他点点头。

每当有人发明新的基因——也就是一串新词,并把它们放进一粒种子里时,这粒种子就会拥有那个人想要的属性。这些词语让种子变得珍贵。但词语是发明人所有的,其他人如果想栽种这样的种子,需要付给发明人钱。为了保证人们会付钱,托穆解释道,发明人有时必须放进更多的词语,让种子没法生长出新种子。这样人们每年都要付钱。

“如果你试图在没有发明人许可的时候就栽种带有他的基因的种子,那你就相当于从他那里偷窃。”托穆说。“就像是你走进发明人的家里,从他那里拿走了一碗米一样。之所以加进绝育基因,是为了让人们保持诚实。”

这根本毫无道理。如果我拿走了别人的一碗米,这是偷窃,因为那个人就不再有米了。但如果别人教会了我一个新的带有力量的词,我并没有从他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他还拥有那个词。

我尝试着更好地理解这段话。“我们必须付钱才能使用这些词,而你说的这些词在稻种里面打成了结。”他点点头。

托穆之前告诉过我,看我在游戏里面打结对他帮助很大。“那么如果你从我们的书里、从我们结绳的智慧里学会了新词,你也得每年付给我们钱吗?”

托穆笑了,挠了挠头。我觉得他看起来很紧张。“不,我觉得不用。我从你们这里学来的东西……很古老,不受保护,没有版权或者专利。”更多筏不会翻译的词,我也不想请他费心让托穆解释了。如果我从托穆那里学来更多的词,没准儿我也得为这些词付钱。但我理解得已经足够多了,足以明白,托穆觉得萳族能教给他的东西没有价值。

我一直是个傻瓜。我以为我在设法帮助全村的人,可是托穆那一边的交易后面牵着绳索。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我们陷入了某个遥远领主的债务之中,被迫每年向这个领主缴纳岁贡。我把天村村民降到了和那些受辖于鸦片地主的农民一样的地位。

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们卖给行商更多的稻米,再用换来的钱买下了托穆的种子。

“种子的价格明年会涨一点,后年也是。”他说,“我拼命乞求我的朋友,才给你弄到了头几年的折扣。你可能得考虑一下如何扩展村里的经济,这样才能买得起种子,还可以买些其他更好的东西。比如医药和冰激凌。”

筏说,托穆有些话讲得很有道理。世界在改变,萳族人也应该随之改变。有些年轻人可以下山去工作。筏还知道城市里有很多机会给年轻漂亮的女孩,尤其是如果她们愿意出远门到泰国的话。

我把我和托穆的对话结成了一本书。也许它可以作为对未来的警告,这样其他人就不会像我一样短视而愚蠢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试过把旧稻种和新稻种一起播种,但是旧种子枯萎了,因为它需要很多的水分,而我们不得不把仅有的大部分水留给新米。最后大家放弃了。我时常想起旧种子里面卷曲起来的那些小基因,那些先祖传给我们的话语,现在却被人遗忘,在储藏袋里积累尘埃。如果哪一天雨水回来了,这些种子还能继续生长吗?

第二年以后托穆就再也没来过。现在每年临到播种季的时候是另一个人来卖给我们种子。

128大路科技廊,大波士顿地区:

基于索博技术的算法表现出色,比任何已发表文献里的算法都强得多。律师们已经搞定了专利申请,所以我把研究的论文送出去接受同行评议了。

如果最后不出问题的话,这可能将是我梦寐以求的大突破。我的算法可以把新药研发的速度加快几个数量级,拯救许多人的生命。

我还没时间关注这个算法对我们的收益有何影响,但财务总监给董事会的汇报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单从发现和授权角度,推算的十年收益预期曲线看起来就已经是指数增长了。

也许又该踏上下一次发现之旅了。我在考虑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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