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探索编辑部》：以伪纪录片形式展现的文艺片

原标题：《宇宙探索编辑部》：普通人能探索宇宙吗？

在第5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收获赞誉无数的《宇宙探索编辑部》终于在2023年4月登陆院线。这部电影具备两种不同的精神气质：一方面它是以伪纪录片形式展现的文艺片，另一方面这种伪纪录片恰恰被很多科幻迷视为一种真正的纪录和窥视，展现了科幻迷真正的精神气质。影片英文名Journey to the West，彰显了其影迷版《西游记》的雄心，唐志军版的唐僧、孙一通版的孙悟空，通过手持摄影机摇晃的拍摄，定格下一幕一幕通过致敬、玩梗搭建起的理想主义世界，骑着小毛驴的唐志军展现了堂吉诃德般的英勇与无畏，带着天线锅的孙一通展现了顾城般的诗意与浪漫。

《宇宙探索编辑部》海报

但影片结尾，让唐志军回归现实的处理使得这两种气质出现了冲突。对于文艺片受众而言，影片的主人公应该是观众心目中理想主义的化身，他不该也不能向世俗低头，否则之前像堂吉诃德般的冲锋本身就会沦为一个笑话。但是对于大多数科幻迷而言，他们都经历过中学时代对于宇宙的好奇，等到他们进入大学或者大学毕业，那种太空灵的想法通常会回归现实，或者说他们通常能更圆滑、世故地处理自己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可能理想主义或者好奇心真的已经消失，也可能没有，但影片通过浪漫的手法拉长了这一过程，能唤醒自己过去的回忆，回忆和共情变成了比理想主义更打动人心的东西。另外，对于科幻迷或者了解UFO、灵异事件的观众而言，自然而然会注意到其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气功热、UFO热的致敬，这种背景设定加强了观众的情感呼应，堪称科幻迷版的《请回答1988》。

换言之，一方面影片着力塑造了唐志军、孙一通等人的诗意与浪漫，好像在说理想主义很重要，一方面又通过他人之口告诉观众，唐志军只是一个民科，孙一通是一个搞封建迷信的精神病，告诉大家理想主义并不重要，只不过是一个过程，它率先树立的标靶被它自己否定了，上山是为了下山，这种别扭使得即便能明白电影的主旨的观众也未必能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别扭正如唐志军极有可能是编辑部里少数几个有正式编制的人一样真实和意味深长。显然是第二种气质让影片与其他文艺片有了不一样的观察视角，并且与伪纪录片的形式完美契合，这种呈现是大多数科幻迷所熟悉的，因为他们自己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同时也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在这里，伪纪录片镜头背后的拍摄者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第三人称的上帝视角，让唐志军们和外界的人都能被“客观”地观察到。当然通过片尾的镜头拉长，宇宙变成双螺旋结构，镜头背后的拍摄者的的确确成为了上帝，使得这种科幻的粉丝气质充满了整部影片。

但影片之所以能呈现这种命题，本质上在于其草根或者土味，如果唐志军是一个科学家，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学者，而不是什么民间科学家的话，整部电影就完全不成立了。事实上，这部影片的点子来源于导演孔大山看到的一则新闻，在那则新闻中一位农民坚信自己冰箱中的胶质人偶是外星人，于是主创开启了脑洞：如果这是真的呢？新闻的这一段落也几乎被一模一样地复刻在电影中。主创们也参加了许多民科、民哲大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理论深信不疑，甚至还有母亲带着重病的儿子前来“死马当活马医”，祈求外星人治好儿子的疾病，俨然有了几分宗教的色彩。

关于气功及相关讨论本文不打算讲述太多，需要提醒的是，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并不只是中国独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始作俑者，其逻辑在于冷战背景下，万一敌对势力研发成功则会造成己方不可估量的损失，毕竟核武器的前车之鉴才过去没有多久。这种热潮随着冷战结束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在文化作品中留下了印记，美漫中的超级英雄以X战警为代表的变种人就是这样的时代产物，中国香港受内地气功热影响，也在多部影片中展示了中国特色的变种人——气功大师。作为对《赌神》的戏仿和恶搞，《赌圣》《赌霸》《赌侠》系列中气功可谓起到了决定胜负和生死的作用。这些港片也和气功热一样成为80、90后共同的时代记忆。

《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

本文真正的讨论，依旧从影片中的外星人开始。外星人的确是有可能成为一种宗教的，且不谈《三体》中“愿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的曲折和影射，现实生活中欧美和日韩都有打着外星人协会幌子的宗教团体甚至邪教组织。对于天外来客，人类总是怀有朴素的感情，并从自身的立场去理解它。这就不得不提带有人类学思辨的《上帝也疯狂》，当一个可乐玻璃瓶从飞机上掉落到原始部落中，当地的土著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事物呢？对于土著而言飞机就是UFO，可乐瓶就是会反光的神器。这个系列最为癫狂和最具想象力的展开是香港请来了主演历苏进行了本地化的翻拍：《非洲和尚》是假如从飞机上掉落到原始部落的不是现代科技的玻璃瓶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僵尸，两个文明之间会发生什么；《香港也疯狂》是当原始部落的土著历苏来到国际化大都市香港会发生什么；《非洲超人》则更进一步，现代运动教练对历苏身体发生兴趣，想用其方法训练和调教运动员会发生什么，这里本质上已经和气功大师没有区别了。这三部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香港恶搞电影虽然总体艺术成就没有超出原系列，但是反映出香港电影界的某种文化焦虑。

与之对应的，不妨来看一部大陆真正的纪录片《天降》。这部纪录片关注了一个和《上帝也疯狂》类似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不是没有危险的玻璃瓶，而是真正的火箭发射残骸，当地人民也不是一无所知的原始部落，而是有一定现代知识但是经济文化都不发达的大陆偏远山区。这时候，问题变得更为现实、具体，也按照现代社会的逻辑进行展开，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火箭发射时是否有预警，是否做好了科普宣传和避险，事后是否依法依规进行了补偿。但即便人们对火箭已经有了一定认知，仍面临一个终极拷问：为什么残骸会掉在甲家而没有砸中乙。

全球化和现代化将包括原始部落在内的所有社会驱赶到了同一个赛道，在这个赛道上竞赛的标准是科学、标准化、现代化。对于中国而言，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通过在陕甘宁边区积累了科学工作经验，在这场自然科学运动中“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将‘科学’与‘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事实上，正是大众化‘科学’深远地影响着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中国的‘科学精神’也因此具有了更深的含义。”[1]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延安和解放区在教育和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经验确立为新中国科学发展的基本方法，进而确定了科学为人民服务，为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服务的发展方针。从此，‘理论联系实际’成为中国科技政策中的一个基本问题”[2]。因此党的群众路线在科学领域同样生根发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科学。一方面科学为人民服务彰显着人民当家作主，另一方面群众科学的本质意味着知识分子仍是统战的对象而非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在建国早期科学的发展伴随着知识分子政策起起伏伏。等到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政治生活也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科学的春天”到了。

这个春天是属于陈景润这样的大科学家的，今天很多人将民科的出现归结于对陈景润的宣传，其实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早期，正是群众科学的提法不再流行，而与国际接轨的专家——科学共同体出现的时候。科幻作为一种展现科学的类型文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科学状态，已有研究[3]指出这一时期（1978-1983）科幻作品中，对民科的态度也同步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在叶永烈《不翼而飞》、王晓达《捕风捉影》等作品中，继续讴歌了人民群众从事科学研究的坚韧不拔，面对科学权威抗争到底，但很快随着专利制度等一系列市场化行为的开始，民科和科学共同体逐渐被塑造成了对立的两面，成为了新的叙事典型，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的民科事实上面临着和原始部落一样的现代化困境，民科在面对自身困境和认识世界的时候知道了科学的存在，但是由于缺少系统化的知识训练，他们只能把一些所谓的科学知识嫁接到原有的知识体系当中。换言之，群众科学脱离了特定政治话语之后，是否还具有其讨论的价值，科学或者说知识是否只属于某个特定的阶层，即这种对立遮蔽了一种有价值的讨论：是否存在基于平等政治的群众科学，而非只有专家治国的乌托邦。“可怕的并不是科学的专业化，这是不可逆的现代性铁律；科学的重要地位，无法撼动，也不应该被撼动。可怕的是，在启蒙话语挟持下，它对科技政治属性的排斥，对疯癫与文明话语中权力关系的遮蔽。它看不到，那些土里土气、盲目偏执、走火入魔的‘民科’，曾被寄托过成为有文化的无产阶级、走出新路改造世界的厚望。他们的名字叫‘劳动人民’”[4]。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科这一形象虽然逐渐成为了一个负面典型，但是也好过那些甚至都没有形象的边缘人。今天在城市生活中的人，已经很难想象真正的农村是什么样子了；除了标志性的节日，汉族主流文化圈也同样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知之甚少；正常人很难体会到残疾人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回到知识层面，扫盲运动虽然已经消灭了中国95%以上的文盲，但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不识字的人群仍有相当大的绝对数量，同理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专家的人仍占据着社会的大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正在逐渐成为新兴的特权阶层，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联合起来[5]，和古代贵族才有读书的权力不同，现代知识分子是通过读书才掌握了权力。

普通人能探索宇宙吗？对于《宇宙探索编辑部》的隐喻而言，即普通人能去西天取经吗？虽然历史上的唐僧用亲身经历证明是可以的，但仍掩盖不住他是偷渡出边境的事实，这一成功并不具备普遍性，正如那些民间科学家渴望获得认可的希望一样渺茫。这种渺茫的背后，在于知识是否被特定群体所垄断，普通人仰望星空的时候是否还能看见那些绚丽的宇宙结构（正如影片结尾展示的那样），正如中世纪普通人是否还能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力一样。

《宇宙探索编辑部》海报

这部影片之所以会吸引大量学生观众、科幻迷群体，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成长过程正是从无知走向有知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西天取经的过程，于是当他们成为了掌握科学知识的“神祇”，他们天然的开始鄙夷那些没有掌握知识的人，但是内心依旧会惴惴不安，怀念那时候的单纯，同时害怕别人发现自己曾经也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人。这固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是把知识换成金钱、权力、地位同样适用。本质上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所以它只能成为有知识的文艺青年拍出来怀念过去的电影，而非真正的去歌颂没有知识的状态，相反，歌颂的是自己已经摆脱了那种状态，能够以超然的态度看待过去，这种似乎能理解能包容的状态从个体层面而言可能意味着一些知识分子仍将试图理解边缘者和过去，带有一丝真心，但从统计学而言只会像赎罪券一样让知识分子心安，并且继续驱赶着巨大的机器一往无前。这种别扭依旧真实且意味深长，正如本片虽然没有像今天的流行叙事一样继续抨击民科，仍能清晰的看见两者对立一样，影片看似很温柔地照顾到了他们的浪漫，但基本前提就是建立在他们是异类之上。这种纠结和别扭是属于每一个科幻迷的，也是每一个现代化进程中都会遇见的。

注释：

[1]李蕉,常莉.科学的“变奏”——对延安自然科学运动的再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8, 34(5): 94-99.

[2]王扬宗.1949-1950年的科代会：共和国科学事业的开篇[J].科学文化评论,2008(02):8-36.

[3]闫作雷.从“群众科学”到“民科”:新时期科幻的一个侧面[J].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9, (6): 31-42.

[4] 同[3]。

[5]Joel Andreas,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